他还说：无远近幽深，利用出入，神之充塞无间也。
六十四卦的筮辞有不少能给人哲学、政治、道德、美学等社会思想感情的启发。可以说，生命是《周易》哲学的中心。
包含在《周易》中的古老的生命哲学，比19世纪70年代的德国狄尔泰（1833—1911）和法国柏格森（1859—1941）的生命哲学，更有不可轻视的合理性和优越性。柏格森认为，生命是自由创造，不可遏制，截断，遇见，有更多的个性自由创造。《周易》把这些思想集中、发展、提升为哲学的根本原则，加以系统论证，提出：天地之大德曰生（《系辞下》），日新之谓德，生生之谓易。《周易》说：富有谓之大业，发于事业，美之至也。柏格森重视生命的自由创造，认为生命存在要不断地推进和生成，不能机械停止。
天行健，生命自强不息天行健，就是强健运行，说明自胜者强，也可说自强就能胜。鲁迅还重视并赞扬现代木刻，评论萧红《生死场》等都是有力的美和刚健的作品。文胜质则史，如汉魏碑记不载事实、滥用陈言者是也。
史官的主要身份是天官，即负责观察星象、占卜吉凶、制订历法、沟通天人。传统上认为这是法家反对儒家法先王的言论，但《察今》的主旨是：故察己则可以知人，察今则可以知古，古今一也，人与我同耳。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为特征的历史主义是如何形成的，怎样才能被克服，是这些思想家深度关切的问题。《易》属史官之天职所在，在马王堆帛书《要》中，孔子更以《易》本为巫史之事，而《春秋》属其史职，故太史处本应藏此二经。
42何休由此以据乱、升平、太平概括此三世，康有为进一步理解为历史进化论。在《论语》简略的描述中，孔子尚未以文质论的语言概括三代之制，但以文来形容周，却是非常明确和频繁的。
史官作为巫文化的继承者和古代文化的集大成者，同时又是人文精神的开启者，恐亦不能像《汉书·艺文志》那样仅仅当作道家的来源。段玉裁注：以物相赘，质、赘双声。异辞者，见恩有厚薄、义有深浅，时恩衰义缺，将以理人伦、序人类，因制治乱之法。19白寿彝：《中国史学史》第1卷（先秦时期·中国古代史学的产生）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6页。
许多重要的西方哲学家和神学家针对如此全面的历史主义思潮，做出了相当深入的检讨和有力的批判。于是刘勰说：研味《孝》《老》，则知文质附乎性情。公羊学和司马迁的历史写作通过对文质关系更深入的辩证理解，阐发了自然性命之质与文明建构之间的历史演进模式。57此语非常精当地道出了文质之间的辩证关系。
正如荀子所讲的人道至文恰恰是通过尚质来完成，历史的尚质也是在文明框架中才能实现。但另一方面，质又是意义的根本来源，文再华丽繁复也是附属于质，且以质为目的的。
55此二语转引自裴骃（集解）：《史记集解》，未见于郑玄今存著作。然而无有乎尔，则亦无有乎尔。
其或继周者，虽百世，可知也。40这一模式对现代中国思想影响极为深远，以致其后的中国思想界普遍接受了历史进化论。许兆昌：《周代史官文化——前轴心期核心文化形态研究》，长春：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304页。等而上之，距离越远，所了解的越来越模糊，但也会赋予更多的尊贵与公正。世界各原始文明都曾盛行巫文化，可以视为前宗教的神灵信仰或相当原始的宗教形态，即宽泛意义上的萨满教。到了后现代，历史主义者丧失了对宏大历史的兴趣，其所关心的只是局部的、碎片化的历史问题，乃至历史建构。
有些职能，很难区分其属于天职还是礼职，比如，许兆昌将祭祀、祝祷、占筮、释异攘灾、交通神人等归入天职，而将司丧葬、司郊庙等归为礼职，或许因前者是对巫术的直接参与，而后者只是司礼。文的意义在于对质的文饰，使人们能够在文明共同体中更好地完成其自然性命，但它并非历史演进的最终目的。
《春秋》笔法正是对这一点的体现。董仲舒的理论尝试最多，他分别提出了再而复、三而复、四而复等诸方案。
由汤至于文王，五百有余岁，若伊尹、莱朱，则见而知之，若文王，则闻而知之。巫官人文化为最早的文化人史官，孔子著《春秋》，删述六经，完成了对史官传统的进一步改造。
如果从今天的角度看，这些工作既有巫术的方面，也有人文乃至科学的方面，但当时不会以现代的这些范畴来区分。历法本身就是人类对天道循环的一种理解，而不能视为自然的天道循环本身，但好的历法必须尽可能准确地反映天道循环的规律，以安排文明共同体中的生活节律。所闻者，谓文、宣、成、襄，王父时事也。这两条与《论语》中的文胜质则史，共同构成了对传统史官文化的批评。
这种修正与丰富，具体就体现在孔子著《春秋》的笔法与前代各国史书的不同上，这也正是他批评文胜质则史的用意所在。忠之敝，小人以野，故殷人承之以敬。
彼注以史指策祝者，古时文辞不繁，而史官策祝之辞，已尚文饰也。45文质之礼的差别，有些仅仅是象征，如质家象天属阳，所以明堂内员（圆）外椭，而文家象地属阴，所以内方外衡，等等，但两种治道仍有制度上的重要差别。
如何提炼其中的历史哲学，是现代人的一项思想使命。但这并不意味着三代使用完全不同的历法。
孔子既云行夏之时，则夏时不会随易代而废，汉初所用颛顼历，武帝所立《太初历》，刘歆所订《三统历》，东汉所用《四分历》，都取决于天文历法测量的准确度，而不应仅为配合改朝换代而推倒重来。③［德］特洛尔奇：《历史主义及其克服》，载［德］特洛尔奇等（著）、刘小枫（选编）：《克服历史主义》，第116页。章学诚、龚自珍、刘师培、柳诒徵、徐复观、范文澜、杨向奎、张亚初、刘雨、李泽厚、陈锦忠、王东、阎步克、席静涵、许兆昌、何晋等诸先生都做了深入研究，虽见解略有不同，但已经有了相当重要的推进，形成不少共识。而刘勰本人的文字，同样也经得起这四个字。
而孔子对周文的赞美，也正在于其能监于二代，即可以综合损益夏、商文明制度，较夏、商有所发展进步，而非仅是循环而已。起初是巫官有沟通天人的独特能力，随着文明的人文化，巫官发展为史官后，史官继承了巫官的历算、祭祀、占卜等天职和礼职，并由此而精通于文字、书写（传说中的仓颉亦为史官）。
王博：《老子思想的史官特色》，台北：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。孔子最早以文质关系来描述夏商周三代之治，《论语·为政》曰：殷因于夏礼，所损益，可知也。
文职、馆职、史职、礼职则为其职能的第二个层次。所以，不同时代的补偏救敝，必须按照当时的具体情况来判断，而不可能机械重复。
